科技赋能与叙事创新：合肥美术馆开馆展的策展理念与实践分析
 

文/孙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秘书长

（原北京山水美术馆馆长）
 

合肥美术馆的建筑立面以合肥市花桂花为原型，东立面铜画卷幕墙取材石涛《巢湖图》，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建筑语汇，标志着合肥文化设施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合肥美术馆于2025年11月2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设10个展厅。此前的试运行期间，已接待观众8万余人次，其开馆系列展览“大湖潮涌·艺象万千”包含六大展览，融合了地域文化、国际交流与科技创新三大维度。本文从新时期美术馆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出发，以艺术与科技融合视角，分析该馆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叙事结构和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在开馆展策展中实现了美术馆公共性价值在当下的有效重构。
 

合肥美术馆建筑外景。笔者拍摄。
 

一、建筑空间作为文化叙事的起点

合肥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本身就是一场在地文化的转译实验。西、南、北立面以合肥市花桂花为原型，通过镂空板组合形成光影交错、虚实相融的效果；东立面以石涛《巢湖图》为蓝本，将波涛纹样转化为铜卷幕墙，构建“山峦与潮汐”的意象并置。这种设计超越了符号的一般应用，它将美学设计与科技前沿成果相结合，通过材料创新（如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幕墙）实现了对传统美学一次更具科技感也更符合新时代诉求的当代转译，这一转译从艺术审美、文化传统、科技气质等各个方面都很好地展现了合肥特点。

建筑内部通过四个“筒形”错层结构划分展厅，最大展厅达1253平方米，配合恒温恒湿展柜，形成包含了从宏大叙事到精微体验的空间梯度。这种空间结构不仅服务于展品陈列，更通过流线设计引导观众在“藏”与“露”之间切换观展节奏，暗合东方美学中“移步换景”的观览哲学，与中国古代文人雅集于曲水流觞之间游园赏艺的中式策展哲学不谋而合。
 

合肥美术馆内部空间。笔者拍摄。
 

二、开馆展览的多元叙事结构
 

1. 地域文化的本体论重构

“徽风激荡·皖韵流芳——‘五大文化’美术作品邀请展”以95件作品构建了一幅安徽文化地图。徽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广泛、长远的影响而著称，无论其天然的山川河流风光，还是其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皖北、淮海、皖南三种层次的社会文明与经济文明，都是值得当今文人墨客为之谱写赞歌的。合肥美术馆开馆展为徽文化的传播与展现，在筹备期间邀请了全国艺术家深入皖南、长江沿岸等多地写生，将“在地性”从绘画素材转化为表达方法，推动了外部视角与本土实践的融合与匹配。同时，该展览在“五大文化”框架下，应用了邀请艺术家驻地创作的机制，这种方式更有助于地域文化呈现为动态的生成过程，而非静态的标本。
 

合肥美术馆徽风激荡·皖韵流芳展区。笔者拍摄。
 

2. 科技艺术的语境化实践

“量子墨韵——合肥科创数字艺术展”是合肥这座国际著名的科技创新之城引以为傲的前沿科技文化的呈现。包含量子科学、受控核聚变等在内的8大国家级实验室使合肥成为三大国家级科学城中的首位，甚至超越了北京与上海。合肥美术馆开馆展中的“量子墨韵”恰恰是该馆将科技与艺术融合、全面呈现合肥文化面貌的很好体现。在策展中，该馆避免了技术奇观的空洞展示，巧妙地将量子科学意象与合肥城市文脉进行了嫁接。在“科墨相生”展区，动态版《庐州新韵》使科创地标与山水意境叠加；而“量子视界”CAVE影院则通过数据可视化重构了合肥创新史。这种策展策略呼应了数字人文领域“数实相济”的理念，技术不仅是媒介，更是重新解读城市基因的认识论工具。
 

合肥美术馆“量子墨韵——合肥科创数字艺术展”现场。笔者拍摄。
 

3. 国际对话的跨文化编码

“雪野与稻浪：与俄罗斯学院派的世纪对视”展览中，列宾美术学院作品与安徽地域文化形成双重镜像。策展人通过并置苏联时期历史画作与安徽新安画派作品，揭示写实主义在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嬗变。这种策划超越了简单的风格比较，触及艺术与意识形态互动的深层机制，能够给观众带来“原来如此”的启发，由此对观众群体产生长久的吸引力，可说是美术馆国际展览策展中较为优质的案例。
 

三、科技赋能下的展览范式转型
 

在数字化实践方面，合肥美术馆的探索呈现出鲜明的叙事自觉。相较于疫情前今日美术馆、UCCA Lab等机构着力打造的沉浸式视觉体验的奇观性特征与以新奇感为吸引点的特征，当下面临新环境与新挑战的合肥美术馆，则更倾向于将数字技术视为构建文化对话的媒介。

在“量子墨韵”展区，CAVE影院与交互装置的设置，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将抽象的量子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语言。这种“数实相济”的策展思路，与上海浦东美术馆“徐冰的语言”中对技术的运用形成某种呼应，其着力点更在于让技术成为解读合肥城市基因的认知工具。

在重构美术馆与观众之间关系的层面，合肥美术馆在策展中的新科技应用体现出其对于从“观看”到“参与”的范式转型的有意推动。与teamLab无界美术馆创造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不同，合肥美术馆在“童心科创”互动区设计的触摸界面，让儿童观众的肢体动作直接参与到了展览叙事的生产中来。这种尝试令人联想到德国ZKM艺术与媒体中心所倡导的“界面民主化”理念，以及自千禧年以来欧美许多艺术博物馆在民主化方面所做的展陈革新、博物馆建筑设计改革、观展体验重构等方面的努力和尝试。除此之外，合肥美术馆更注重在中国语境下强化其教育功能——技术赋权不仅改变观展方式，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知识传播的新机制。

这种转型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当前对美术馆公共性价值的重新理解。与香港M+博物馆通过开放式策展激发社群讨论的实践相呼应，合肥美术馆此次开馆展表现出中国的美术馆策展群体正通过模块化、可重构的展览结构，试图打破传统“白盒子”空间的线性叙事惯性。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数字平台建设已不仅服务于线上展陈，更通过预展期间的观众行为数据分析，动态调整实体展览的叙事强度。这种基于数字反馈的策展机制，使美术馆从静态的知识权威转变为动态的意义协商场域，体现出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深刻转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当前文化数字化的高速进程中，合肥美术馆在开馆策展中着意保持着对文化本体的坚守。与某些过度追求技术炫目而弱化内容深度的数字艺术展不同，其所建设的“庐州记忆”数字档案库，通过AR技术将历史文献叠加于现实展品之上，这种层累式的叙事建构，既延续了传统美术馆的学术研究功能，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知识传播的革新。这种策展哲学，本质上是通过科技赋能重新确证美术馆作为文化阐释者的核心价值，在数字化浪潮中守护艺术机构的文化主体性。
 

四、全球视野下美术馆发展的深层思考
 

1. 民营美术馆困境的结构性反思

自2025年1月以来，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宣布暂停开放，OCAT上海馆关闭，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入停摆状态，上海东一美术馆、青岛西海美术馆、深圳木星美术馆等机构也相继闭馆，揭示了民营美术馆当前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挑战。这些美术馆往往依赖企业或私人资本，缺乏稳定的多元资金支持。当经济环境变化或创始人兴趣和财力减弱时，其运营便难以为继。这与西方博物馆完善的基金会、赞助人和捐赠体系下艺术类博物馆多数能够保持长久活力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许多美术馆在创建之初过于侧重建筑形态的地标性，如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斥巨资邀请矶崎新为其设计建筑外观，而忽视了学术定位、馆藏体系建设以及馆内空间的实用性与体验感等核心要素。而国内外诸多成功的博物馆、美术馆（无论官方还是民营）的经验表明，基于扎实学术研究和特色馆藏的文创产品开发、教育活动设计、赞助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等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不仅能延伸观众体验、强化美术馆馆藏传播、提升美术馆社会职能，还能带来重要的收入补充，为美术馆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最后，地方政府与国家从政策层面确立对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民营美术馆从兴起到蓬勃的过去近三十年里，民营资本对于美术馆的过于快速的发展投入与官方对此的可行性研究与政策确立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且民营美术馆过速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诸如层次良莠不齐、人才短缺、缺乏标准等问题，也是其当前遭遇系统性困境并只能以闭馆告终的核心原因。

合肥美术馆作为市政府主导的公立美术馆，则既能够规避上述困境，又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吸取经验、分析现状、做出应对挑战的完整策略，从而打造出符合时代需求、市场需求和观众需求的优质美术馆。同时，也能在当前民营美术馆大量闭馆的情况下，大大满足公众对于美术馆仍在增长的需求。
 

合肥美术馆开馆展现场，吸引了众多普通观众及文化艺术界人士前来。笔者拍摄。
 

2. 国际化运营与本土化实践的结合

成功的美术馆需要在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之间取得平衡。上海浦东美术馆、北京今日美术馆、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等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行业认可度的美术馆的经验显示——精准的学术定位、国际化的运营策略与多元文化融合是吸引更广大观众的关键。

合肥美术馆的开馆展尝试在这方面做出探索，既引入俄罗斯学院派油画实现国际对话，又通过“五大文化”美术作品展深耕地域文化。这种“全球视野、本土行动”的策略，可能是中国的美术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条特色发展路径。
 

3. 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坚守

大埃及博物馆的实践展示了数字化技术如何增强文物与观众的互动性，成为博物馆建设的未来方向之一。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也通过创新策展吸引了百万观众，展览期间总收入超过7亿元，其中文创销售超过1.5亿元，成为近两年来美术馆、博物馆行业最醒目的、现象级的成功案例。

然而，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对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再现。合肥美术馆的“量子墨韵”展览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数字美术馆的建设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的过程。未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挖掘、展示和传播地域文化的独特价值，避免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是合肥美术馆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4. 从“艺术容器”到“文化芯片”的转型

当前，美术馆需要从传统的“艺术容器”转变为能主动改写社会文化代码的“编程器”，成为具有多维辐射力的“文化芯片”。

上海玻璃博物馆通过将博物馆发展为“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强调以“观众为核心”，创立融合“博物馆、咖啡、商店”的全新运营模式，成功实现了这种转型。

合肥美术馆作为新建市级美术馆，有机会从起点规划这种转型路径。通过将自身打造为激活城市文化基因、重组知识生产、催化社会创新的核心处理器，而不仅是静态的展示场所，从而在城市文化生态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合肥美术馆的开馆展通过架构“文化—科技—空间”的三维矩阵，实现了从物理场域到意义场域的转换。其创新性不仅在于技术应用层面，更在于策展思维从“作品中心”向“关系生产”的范式转型。

面对当前美术馆行业的深度调整，合肥美术馆的实践为我们思考美术馆的未来提供了有益参考。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能否在快速变化的文化语境中，持续深化对自身定位的认知，构建兼具学术深度与公众吸引力的展览体系，并在国际化与数字化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对于正致力于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协同发展的中国城市而言，合肥美术馆的案例昭示了一种新可能：美术馆可以成为实验室、论坛与剧场，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张力中，参与塑造城市的审美感知与文化认同。
 

合肥美术馆的“童心科创”互动区。笔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