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长江来》- MetaWay⻨塔维、杨鼎；分屏数字影像；2023
 

Q： 您曾经在南京有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请问这种经历和展览的策展思路有什么样的关联？

A：第一次到南京是1996年，我去南京艺术学院的高考培训班学画。其中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我乘坐的那班列车叫“先行号”，从上海到南京只需要两个半小时，这个速度在放在高铁普及的今天，其实也不算太慢了。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那时的沪宁线就拥有了发达的铁路系统，这使得在我的感知里，速度感超越了地域界限。而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很多年，我感受到了新千年以来，上海、南京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发展。2014年前往北京之前，我的大部分的工作经历都在南京，南京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城市，而恰好我的这些工作都和“长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关。2004年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艺术家、策展人共同策划了“下一站”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在当时长江边的一个旧仓库改造的美术馆里举办的，周围有很多南京重要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当时民营美术馆高速发展，旧仓库、厂房改造的空间一时间成了一种潮流。2007年我来到了长江上一座名叫“江心洲”的小岛上的一家美术馆工作，那时候每天要坐轮渡渡江上下班。渡江时面对浩瀚的江面，个体是很渺小无力的，这好像也暗示了当时艺术工作的边缘性和困境。那时候长江渡口的对面有几处空置的玻璃房，很漂亮，我臆想这里是不是可以做美术馆。2011年我收到了一份offer，是南京当时最大的零售商金鹰国际集团投资的艺术空间，而场地，恰好是那几间漂亮的玻璃房。所以我当时工作的变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需要过江了，却每天可以站在江边眺望。那个阶段，在商业的推动下，艺术行业开始出现更多的可能性。

我的艺术工作围绕着“长江”而成长，长江一度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边缘，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重要的商圈和住宅开始倚江而建，长江成为南京市民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艺术在城市中同样也曾经是边缘和另类的角色，但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艺术也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次的“何以长江”这个展览中，特别是在“江河湖海城”这个单元中，我觉得我们在论述长江时，是在谈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形成的新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塑造新的关于“长江”的理念，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个体经验的集合。我觉得好的策展应该是基于人的感受，可以溯源到人性的感知和普通的日常经验。

《母亲河》- 王岩；UV喷绘，分屏影像装置；2010-2014
 

Q： 作为策展人，你认为展览中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应该如何确定和选择？

A：其实艺术家、作品和展览三者的关系一直是动态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也体现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在这次展览的“江河湖海城”这个单元中，呈现了三位艺术家，杨泳梁是影像艺术家，董文胜更像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师，刘建华是雕塑艺术家。在媒介上，被影像环绕裹挟的空间中，刘建华的动态雕塑布局其中，动静相得益彰。这次的展览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空间、数字图像和观众体验的融合，也就是追求这几年大家常说的所谓“沉浸式体验”。所以从展览呈现的技术细节，到影像艺术家的设备参数需求，以及观众的感官体验都要一并考虑。在今天展览对作品的呈现以及艺术家的表达，都有了非常深入的细分，不同类型的展览表现出的展览操作技术、呈现技巧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在早些年是不可想象的。过去艺术家、策展人时常处于某种自我组织的状态，那时候美术馆机制没有那么完整，展览也没有形成那种类似工业生产式的流程化范式。

大概在2005年前，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工作还是一种小范围的“行业游戏”，策展人听取艺术家的方案，决定什么样的作品参加展览。2004年我和一些年轻艺术家策展人在南京的展览“下一站”，也是这种策展逻辑。在2008年后，也就是所谓的“后奥运”，艺术行业逐渐成熟，也慢慢市场化，展览开始考虑社会、公众、消费等更复杂的因素，策展人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者，而更多的是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在涉及展览的不同主体中找到共识和平衡。不论是策展人、艺术家、藏家、机构或者公众，都是展览概念构成的有机因素，不同展览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

《从雪山到海洋》- 潘镜如；数字多媒体影像作品；2023
 

Q：在策展实践中，您如何将当代的数字艺术与传统人文融合？

A：中国的人文传统有她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艺术表达、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时候表现媒介如何变化，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不论你使用水墨、石头或者数字媒体技术。我在南京有很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南京的文人传统和现代都市感，其实也在塑造着我对于当代媒介，特别是对于数码技术与东方传统相融合的整合方式。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强调诗书画的一致性，其实当代技术在这种传统精神下，其实也在不断地被归纳进入一个东方性的叙事里。举个例子，摄影术在早年传入中国，就有摄影艺术家探索摄影图像的东方范式，比如老一代的摄影艺术大师郎静山将摄影转化为山水的表达，也有傅抱石用水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场景的探索。在今天的杨泳梁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条道路探索的延续，即摄影的东方语言范式和都市性图像的表现。这种传统与当代的融合，在一代代艺术家的探索中不断完善。而策展人的工作，就是理解这种关系，并展示出来。展览中会出现一些一些关于传统诗辞的作品，比如邱志杰的作品中诗辞以AR增强现实的方式出现，虽然使用了一些新技术，但本质上，仍然是秉承了人文画中诗书画的关联，只是多了一层技术的“滤镜”。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最初几年认识了一些南京的新媒体艺术家。当时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刚刚兴起，那时南京，乃至整个江浙沪的艺术家都会有一种人文自觉，在作品中追溯东方文化传统。2000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幸认识艺术家和摄影师董文胜，他很熟悉长江中下游的水系，探索新媒体技术的同时，地缘文化、传统文化都是他思考的维度，比如他探讨摄影语言与清代书画家恽南田的精神的关联。这次长江数字大展他的委任创作中，我们的讨论也是基于我对艺术家创作脉络和传统人文思考的熟悉和共识。

《长江诗境图 》- 邱志杰；纸本水墨；2023
 

Q： 以这次展览的“长江”这一主题为切入点，您怎么看待的地域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概念？

A：“长江”或者任何一个地理概念的名词，它都是一种“地域性”。但是我们探讨地域话题的方法本身，才是某种世界性或者全球性的可能。今天所谓的世界性的议题，比如卡塞尔文献展这样的全球最重要的艺术展，它都在强调问题的具体性，比如我们讨论水系，讨论生态、讨论人文传统，它必须来自一个具体的现实语境。所以不存在抽象的“世界”，它一定是具体的地缘话题的集合。2014年我加入了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美术馆，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参与的第一个展览叫“戴汉志：5000个名字”，这个展览是荷兰策展人在1990年代中国考察期间，关注的中国艺术家的文献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全球视角，另一个关键词是中国本土艺术的深入调研。因此所谓的“世界性”是以非常具体的地域性研究为基础的。我在2014年底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了UCCA的另一个展览“洛杉矶计划”，也是全面呈现了7个洛杉矶艺术家的作品，带给中国观众美国西海岸的艺术气质。之后的几年UCCA的展览都围绕着中国和全球的联系，在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地缘中思考，因此在UCCA的这几年，虽然获得了某种国际视野，但我始终认为本土经验是最重要的。

《天际流》- 王志鸥；数字影像空间；2023
 

Q： 您曾经在南京任职一家民营美术馆的馆长，从机构运营的层面，您如何看待这次展览的场地和展览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A：最近这些年，长江和南京的文化场馆有着不同维度的缘分。2019年我离开北京UCCA，重返南京金鹰国际筹建美术馆，当时场馆在大厦的52楼，位于三栋塔楼和中间的连接层，所以平面面积非常大，可以在高空看到整个南京。所以这个美术馆我们在空间论述的时候，就强调了它和城市的关系，其中一侧的玻璃可以看到长江，我们甚至计划做一个长江话题的摄影展，与实景呼应。虽然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这次在长江畔的另一个文化场馆，可以参与江苏大剧院这个长江主题的项目，也算完成一个夙愿。包括江苏大剧院和我曾经任职的金鹰美术馆，都毗邻长江而建，水系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态有着独特的价值。就好像上海的陆家嘴、黄埔滨江、徐汇滨江、苏河湾都有许多重要的文化机构。滨水生态意味着开放性，也是今天越来越高密度的城市中难得的舒缓地带。美术馆逛展和城市休闲生活体验成为公众的生活方式。逛展、喝咖啡、阅读、遛娃甚至友人聚餐，这种符合的文化生态让各种业态，依托自然景观彼此支撑，相得益彰。滨江独特的文化体验，意味着美术馆、艺术展览正在真正意义上介入到了大众生活的日程表。我们在做艺术展览，机构规划的时候，其实也在想着如何建构内容，保持开放性和公众亲和力，去适应整个文化生态的发展。

《2012⽣成与弥散》- 陈琦；水印木刻版画（数字版）；2023
 

Q： “长江”作为一个宏大叙事，在公共议题层面，未来你的策展实践会怎样延续探索和尝试？

A：其实参与这次的长江数字艺术大展，确实是一个契机，在未来的工作中工作方法的调整，都会和这次的工作相关联。第一是在会逐步增加多媒体技术在展览中的呈现，现在的多媒体展其实非常多，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空洞泛滥的技术特效，或者说粗制滥造，也包括内容实现成本高等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资源优化整合，来提升多媒体展览的品质。当然多媒体的含义也很丰富，今天生成式AI也很有价值，它带给艺术展览更多可能性，我们要考虑如何调动和利用这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实现更多有意思的展览内容；另一点是跨地缘的文化联动，长江的文化价值不止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它绵延万里，贯穿了不同的生态。艺术也是一种流动性的媒介，我希望以更多跨地缘的文化交流，持续推进不同文化对话和艺术再生产。第三点是展览应该更具有开放性。它在今天的语境下，“公共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公众的接受度，流量就是我们工作的指标，具体说就是我们要做大众认可和买单的高品质展览。我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在上海UCCA任负责人，这里的工作进一步改变了我以往的工作模式，我们必须跳脱所谓“艺术圈”制造的舒适区，面对城市和公众。